白居易的稅收思想
白居易著有《白香山集》,重視理財,說,“王者之貴,生于人焉。王者之富,生于地焉。故不知地之數(shù),則生業(yè)無從而定,財政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shù),財食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人雖多,徒有貴之名無富之實”。
他的稅收思想主要有“三反”。首先是反對兩稅法的以錢定稅,主張恢復(fù)租庸調(diào)制?!胺蛸x劍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則谷帛之外又責(zé)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yè)于農(nóng)者,何從得之?其次,反對鹽鐵雜征。白居易從“利歸于人,政之上也;利歸于國,政之次也”的原則出發(fā),反對鹽鐵雜征,主張“除關(guān)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再者就是,反對和糴制度。和糴制度是從南北朝到唐代推行的一種封建政府以商業(yè)方式采購其所需要的民間谷物的制度,但在推行中逐漸變成按戶攤派,成為人民沉重的負擔(dān)。因此,白居易認為,和糴并非“官出錢,人出谷,兩和商量,然后交易”,而是“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征催。茍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蹙鞭撻,甚于稅賦”。其稅收思想有其積極的一面,他主張據(jù)實征稅,反對攤派,減輕農(nóng)民負擔(dān)。
白居易反映其稅收思想的詩篇不乏其數(shù),對勞動人民的窮苦非常同情,常把自己的舒適與勞動人民的窮苦作對比。感到自己沒有“功德”,又“不可農(nóng)桑”,可是卻拿“三百石”俸祿,到年終還“有余糧”,因而“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一個封建社會的官員和文人能有這樣的思想,頗值得我們今天的人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