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是雙邊貿易爭端的核心，也被認為是中國對美國不公平貿易的實證依據，中美雙邊貿易在統(tǒng)計數額上的巨大差異使得貿易不平衡問題變得更加復雜。2005年。根據美國官方統(tǒng)計數據，美中貨物貿易赤字達到2016億美元，但是根據中國官方的統(tǒng)計數據，中美貨物貿易順差為1142億美元，兩者之間相差874億美元。2006年2月14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fā)布《美中貿易關系：進入更大責任和執(zhí)法新階段》。該報告宣稱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缺乏公平性、可持續(xù)性、平衡性，掀起了關于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又一輪爭論熱潮。正是由于美中貿易逆差逐年擴大。而且美中雙方在逆差的統(tǒng)計數據上存在巨大的差異，從而導致各學者對美中貿易不平衡問題存在各種爭議，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中美貿易在統(tǒng)計數據上的差別；（2）隱藏在巨額順差數據背后的實質；（3）關于美國對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舉措。筆者以這三個方面為線索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進行相關的文獻綜述。

　　一、中美貿易在統(tǒng)計數據上的差別及修正

　　關于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爭議很多，首先最顯著的問題是中美官方統(tǒng)計的貿易數據存在差異。需要進行統(tǒng)計口徑、香港轉口和轉口增值及服務貿易的相關修正估計才具有可比性。

　　1.中美統(tǒng)計口徑的不同夸大了兩國貿易不平衡的數額Fung and 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指出中國的出口采用FOB，而美國的出口采用FAS，F(xiàn)OB與FAS的差別在于前者包括裝船費用，這項費用一般估計為比FAS高l%，因此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應向上調整1%.在進口方面中國采用CIF統(tǒng)計。CIF包括商品自出口國到進口國的保險費和運輸費，或者由第三國獲得或者列入服務貿易項目下，CIF通常比FOB高10%，而美國是在海關記錄的基礎上統(tǒng)計進口，基本上與FOB統(tǒng)計的結果一樣，因此在計算兩國貿易差額時中國的進口額應該向下調整10%；原玲玲（2005）認為在統(tǒng)計范圍上，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tǒng)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qū)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tǒng)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tǒng)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tǒng)計，因此造成美方統(tǒng)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李毓靈、余翔（2006）認為美國規(guī)定對幾千美元小額的數據不納入統(tǒng)計資料，也造成一定的統(tǒng)計誤差：尹承德（2005）認為美國將中國取道美國轉口到加勒比和拉美地區(qū)的商品記人中國對美的出口，夸大了中美貿易數字。

　　2.香港作為中美貿易中的一個特殊港口。其轉口貿易及轉口增加值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數額各界學者普遍認同香港的轉口貿易及轉口的增加值是造成中美官方公布數額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由于香港作為一個特殊的港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香港轉口而完成的。Fung and 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主張，美中兩國統(tǒng)計的雙邊貿易差額數據都是不準確的。美方在進口方面，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在出口方面卻把經由香港轉口到中國的出口統(tǒng)計為對香港的出口。中方在出口方面，由于不能確定貨物轉口到香港后的目的地，無法將經由香港轉口最后運抵美國的所有產品記入對美國的出口，因而也低估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Jialin Zhang（2000）認為，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問題是美中兩國對雙邊貿易失衡做出了十分不同的估計。美國使用原產地原則把經由香港轉口到美國的中國產品統(tǒng)計為美國從華進口，但是并不把經由香港轉口到中國的美國產品統(tǒng)計為美國對華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貿易逆差。中國國務院白皮書（1997）指出按原產地原則統(tǒng)計難以真實地反映中美貿易狀況，特別是對于轉口貿易和加工貿易的統(tǒng)計往往存在較大誤差。這是美中貿易逆差被嚴重夸大、中美貿易失衡狀況被扭曲的實質之所在：USCBC（2004）指出美國把經由香港轉口到美國的中國商品都統(tǒng)計為美國從中國的進口。而香港的轉口增加值達25%之多。大大夸大了自中國的進口值。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認為，中美在統(tǒng)計雙邊貿易數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一情況導致公眾對中美貿易失衡程度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中美貿易統(tǒng)計差異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同的計價基礎和運輸時滯，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存在經由香港轉口的貿易以及確認和正確計算這些貿易流量的實際困難。

　　3.美國的貿易優(yōu)勢是服務貿易，但其在計算兩國的貿易平衡時卻未記入服務貿易數額。夸大了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謝康、李贊（2000）認為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貿易結構和經濟發(fā)展結構，或者說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服務貿易的巨大順差，這是美國在國際經濟中擁有比較優(yōu)勢的反映，符合發(fā)達國家貿易結構的一般規(guī)律。即使中國對美貿易不存在貿易順差。美國由于其經濟結構的原因也會出現(xiàn)巨額貿易逆差。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實質是美國經濟結構日趨服務化和信息化，產業(yè)結構不斷向著資本、技術和信息密集型方面轉化的結果，同時也是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和以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結構為基礎的經濟發(fā)展的結果。因此這種體現(xiàn)中美兩國經濟結構互補性特征的貿易不平衡并不損害中美雙方長期的國家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國現(xiàn)有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中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USCBC（2004）指出算入服務貿易時美中貿易逆差會進一步下降。但是，由于服務貿易自身的特性，低估現(xiàn)象普遍存在，正確而又精確計算出中美服務貿易額也是件困難的事情；尹翔碩（2001）也指出由于服務貿易很難統(tǒng)計，誤差和遺漏可能比較大。比如，美國的服務貿易統(tǒng)計包括旅行、旅客運物費、其他運輸、特許和專利費、其他私人服務、以及軍事國防和各種政府服務幾大類，顯然，在服務統(tǒng)計中非常重要而且美國具有相當優(yōu)勢的金融、保險、咨詢以及工程技術服務等都由于統(tǒng)計上的困難而沒有作為獨立的大類分別計算。因此可以推測，美國服務貿易的順差是低估的。

　　中美官方貿易統(tǒng)計數據的巨大差異使中美貿易爭端持續(xù)升溫，于是國內外一批學者致力于對中美貿易數額的修正：嘗試以統(tǒng)一統(tǒng)計口徑、納入香港轉口貿易和剔除轉口的增加值、將服務貿易差額一并計入的中美貿易數據來真實反映中美之間的貿易情況。最具代表性的是K.C.Fung.Lawrence J.Lau and Yanyan Xiong（2006）。經過一系列數據演算得出對中美2005年商品和服務貿易相結合的雙邊貿易平衡的最佳估計值是中美貿易順差1707億美元⑥。

　　二、隱藏在中美貿易順差數據背后的實質

　　近年來中美貿易每年都創(chuàng)新高。中美貿易順差亦逐年攀升，中美貿易存在順差是無庸質疑的，而中美貿易為何是順差，隱藏在這些統(tǒng)計數據背后的實質又是什么，許多學者結合經濟全球化的視點，對中美貿易順差進行深層次的探究，現(xiàn)將其原因歸納如下。

　　1.東亞地區(qū)產業(yè)轉移，中國承接了亞太地區(qū)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東亞地區(qū)產業(yè)轉移是隱藏在中美貿易順差背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Nicholas R.Lardv（1994）指出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東亞其他國家對美貿易順差減少造成的：Robea Rubin（1997）認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增加，但同一時期美國對亞洲貿易逆差總額大致沒有變化，貿易逆差構成之所以向中國傾斜，大體上是因為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將其生產活動轉移到中國的緣故；Laura Tyson（1997）也明確指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近年來增長迅速，但這種趨勢已大體上被香港、新加坡以及臺灣等地貿易逆差的減少所抵銷。

　　尹翔碩、王領（2004）運用數據分析了1993－2002年中國對東亞貿易、中國對美國貿易以及美國對東亞貿易的變動情況，認為中國對美貿易的順差雖然不斷擴大，卻并沒有使中國總體貿易順差增加，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額雖然不斷增加，但是這一逆差占其總的對外貿易逆差的比重卻并沒有顯著提高，維持在20%左右，由此得出中國現(xiàn)在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很大程度上是從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qū)轉移過來的結論。由于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不斷地把生產轉移到中國大陸來，他們對美國的出口也因此轉移為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口了。由此可得出兩個推論：第一個推論是如果沒有中國。美國對東亞的貿易逆差可能比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還要大。這是因為原來在東亞其他國家（地區(qū)）生產的產品現(xiàn)在轉移到中國，可以更便宜地生產。假定美國的需求總量不變，較低價格的進口使得美國消費者得到了更多的實惠，同時也使美國在得到同樣多商品的同時，付出比以前較少的成本，即在進口總量不變的情況下，進口總額降低；第二個推論是由于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很大程度上是從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qū)轉移過來的，因此，只要這種趨勢不改變，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就不可能完全解決。而這種生產轉移的趨勢估計是不會改變的，因為這是經濟全球化引起的國家間比較優(yōu)勢轉變造成的；Jiawen Yang（2004）指出，中國大陸的外貿伙伴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韓國已將紡織品與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大陸，通過在中國大陸加工對美出口，這些產品占了美國從華進口的很大份額，因而美中貿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國對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韓國貿易逆差轉移的結果；亢梅玲（2006）認為中國正在替代日本、韓國、臺灣以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qū)對美國出口，美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貿易逆差正在向中國轉移。90%的美國自華進口只是替代了來自東亞和東南亞的進口，大部分是低科技含量的電子機械、玩具、服裝和鞋類產品；柴海濤、廖育廉（2006）認為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還與東亞國家和地區(qū)的貿易轉型相關。目前東亞新興經濟體已逐漸將本地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轉移到了中國。這一方面導致了中國對東盟各國、韓國、日本和祖國臺灣地區(qū)的巨額貿易逆差，另一方面也使上述經濟體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銳減。

　　美國總統(tǒng)經濟報告（2005）對美國對華貿易數據專門做了分析，得出結論，盡管美國擴大了從中國的進口，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減少了從其他太平洋地區(qū)市場進口的結果，因為這一地區(qū)的企業(yè)均已把制造工廠遷移到了中國。例如2004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比上年上升了24%.而同期其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也下降了12%；AlanGreenspan（2005）指出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從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經濟體的進口大幅上升，但從2000年開始基本保持穩(wěn)定，這是由于最后的加工程序和出口程序都集中到了中國，對華逆差替代了對其他經濟體的逆差，如果按出口的“增值部分”來計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將小得多，而對其他亞洲國家的逆差會大得多：Nicholas R.Lardy（2006）指出應該用全球化的整體觀點來看美中貿易赤字，在大部分的加工業(yè)里面，一般最后制成品的價值的60%-70%都是進口的含量，而電子類產品中進口含量的比例可能高達90%.所以當中國越來越發(fā)揮加工廠的作用，其實是中國越來越成為組裝最后一道工序的環(huán)節(jié)。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不平衡會越來越加劇�！爸袊�制造”主要是把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原料及原部件在中國加工、組裝成產品，這實際上是美國對全亞洲的貿易逆差。

　　2.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發(fā)展掩蓋了帳面貿易的實質Jialin Zhang（2000）認為，資本流動是影響中美貿易平衡的因素，中國對美的大多數出口產品都是由外商直接投資企業(yè)加工生產的，大多數增值都回報給美國和這些企業(yè)所屬的國家，而中國只掙得很少的加工費；潘越（2003）指出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外國在華直接投資迅速增長，外資企業(yè)在中國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2000的47.97%.顯而易見外資企業(yè)由此所獲得的利潤并非中國政府的收入，中國方面所得到的僅僅是勞動力價格，這部分收入通常只占產品價格的10%左右；Burke（2000）證實，快速增長的美中貿易逆差是與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運營的增長直接相關的。美國在華某一行業(yè)直接投資增長10%，則該行業(yè)美國從華進口量將增長7.3%，美國對華出口量將下降2.1%，由此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將會產生貿易替代效應：Taikun Ji（2004）證實雖然中國出口業(yè)績飆升，但過去10年的出口增長中足足有65%可追溯到那些在中國建立子公司或者合資企業(yè)的跨國公司，一半的出口涉及到來料加工或者中間產品加工。

　　3.中國加工貿易的發(fā)展馬亞華、劉光衛(wèi)（2002）認為美國原產地標準的隨意性是主觀原因，而中國的加工貿易為美國濫用原產地標準提供了機會；王正毅（2003）認為中國加入WTO以后。要在國際機制內完整地看待問題，中國加工貿易的發(fā)展除了帶來中國貿易順差外，還嚴重導致中國的產業(yè)升級尤其技術升級滯后，中國在國際貿易價值鏈中處于單純產品加工環(huán)節(jié)，在國際市場沒有主打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

　　4.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加劇了中關貿易順差劉向東（2006）認為，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yè)，美國的比較優(yōu)勢是高科技產業(yè)，這種互補貿易產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已經釋放。而美國始終沒有對華開放高科技產品的出口，若美國不改變高科技禁運政策，貿易逆差很難從根本上解決；Melvin、James R.（1989）就指出當開展要素服務商品貿易時，出口服務的國家必然將在貨物貿易上存在逆差。服務出口國在貨物貿易上出現(xiàn)逆差。反映了服務部門的比較優(yōu)勢。這一實證結論說明現(xiàn)階段中美兩國政府及企業(yè)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局面。并且改變這種局面既不利于中國，也同樣不利于美國經濟的穩(wěn)定發(fā)展：Jialin zhang（2000）認為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強調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另一方面卻又不想取消對華出口管制。這就成為發(fā)展與擴大中美貿易和經濟關系的主要障礙：James Harding（1997）曾指出，如果美國取消每年幾億美元的對華出口管制。中美哪一方為貿易逆差還很難說。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貿易確實存在著出口管制錯位問題。這直接阻礙了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因此中美貿易順差是美國對中國歧視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必然結果，尤其在高技術及其產品的出口上：周世儉（2006）認為中美貿易順差其實是美國的作繭自縛行為，放寬對華高科技出口限制，是緩和中美貿易順差的唯一出路。

　　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美官方貿易數據的巨大差異由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造成：（1）統(tǒng)計口徑的不同；（2）香港轉口貿易造成的統(tǒng)計困難和轉口增值造成美方對中方的高估：（3）在平衡項目中遺漏對雙方服務貿易的統(tǒng)計。而深究其貿易數據背后所隱藏的原因主要體現(xiàn)在：（1）亞太地區(qū)的產業(yè)轉移，中國承接了亞太地區(qū)對美的貿易順差；（2）對外直接投資和公司內貿易的發(fā)展掩蓋了帳面貿易的實質；（3）中國加工貿易迅速發(fā)展；（4）美國對中國實行出口管制加劇了美中貿易逆差。

　　三、關于美國對中美貿易不平衡態(tài)度的爭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美貿易不平衡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然而迅速增加的貿易順差致使中美貿易摩擦越來越多，美國總有一部分人把它和中國不公平的市場準入，人為壓低人民幣幣值和工人工資聯(lián)系在一起，甚至還有些人認為中國實行重商主義，扶植出口，限制進口，中美貿易巨大的不平衡造成了美國制造業(yè)工人大量失業(yè)。中國應該為此負責任，提出應在人民幣匯率、反傾銷以及知識產權等方面對中國不停地施壓：美國總統(tǒng)經濟報告（2006）直指中國的匯率管理問題，聲稱引起中國乃至全球經濟不平衡的部分因素就是中國“鼓勵儲蓄，不鼓勵消費”的匯率政策，“讓人民幣價格能夠更加自由地浮動將是中國的最佳選擇”，該報告再次敦促中國進一步采取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美貿易代表辦公室發(fā)布的《美中貿易關系：進入更大責任和執(zhí)法新階段》報告（2006），提出中美貿易關系“進入新階段”，對華貿易政策需要調整。報告稱為使中國履行“成熟貿易伙伴”應盡的責任，美國將采取更為強硬的政策立場，加強對華工作力度。

　　概括而言，美方認為兩國貿易不平衡是由以下幾方面的原因引起的：（1）美國產品遭遇中國貿易壁壘、缺乏市場準人；（2）中國缺乏政策的透明度；（3）中國對人權、勞工權和環(huán)保的濫用。以及拒絕遵守這些領域的國際標準使其獲得不公平的增大美國貿易赤字的貿易優(yōu)勢；（4）未來的不可預見性；（5）中國有意壓低工人工資，有意操縱人民幣匯率，壓低人民幣幣值，以促進出口。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美方善于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增加進口配額，限制自華進口，加大反傾銷調查力度。阻止中國產品的進口，貿易制裁等。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Stephen Roach（2004，2005）指出美中貿易逆差是美國國內儲蓄嚴重不足的必然結果，然而缺乏國內儲蓄的美國為吸引資本必須從國外進口額外儲蓄并保持龐大的經常項目和貿易赤字。如果美國不開展對華貿易，他就會有對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赤字，將中國作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替罪羔羊是一個巨大的錯誤：Davis and Weinstein（2002）主張，美中貿易逆差是一個長期的政策問題，中美貿易失衡可歸因于總的宏觀經濟失衡或者三角貿易。其中，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是與投資過度超過儲蓄這一宏觀經濟失衡密切相關的；柴海濤、廖育廉（2006）認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主要由其經濟結構和消費結構所決定的，首先美國居民的儲蓄率不高，而消費和投資比例很高；其次盡管美國對外貿易始終處于逆差狀態(tài)，但其經濟結構卻同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美國能夠大量吸收外資進入本國股票和國債市場：二是本國服務貿易始終保持較大的順差；三是絕大多數本國跨國公司都在外國市場從事生產和銷售活動，這些因素又使美國對外經濟交流得以保持總體平衡；而李石凱（2004）認為當期美國貿易逆差是前期美國貿易逆差的慣性增長。并且只要美國資本和金融帳戶的盈余足夠沖抵貿易逆差。美國的貿易逆差便具有可持續(xù)性；尹承德（2005）認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主要是由美國政府赤字財政、美元的特殊地位導致美國高消費、國內儲蓄率太低和淘汰“夕陽產業(yè)”造成的。

　　石磊、寇宗來（2004）通過研究國民收入恒等式發(fā)現(xiàn)，美國龐大的軍費開支、布什政府的減稅計劃以及低利率政策所導致的高漲的國內投資和過低的私人儲蓄是造成近年來美國經常項目赤字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在美元貶值的背景下。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妨礙了美國獨占其匯率貶值的好處；牛向東（2004）指出，美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大國歷史觀和大國國際關系觀認為中國必然走向超級大國，因此必須遏制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在此背景下，為減少美中貿易逆差，降低高失業(yè)率，美國通過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國際化，并通過外交和國際多邊會議對中國施壓等政治手段，強迫人民幣升值，同時又采取了反傾銷、對中國加入WTO的履約狀況進行評估、動用“301條款”等經濟手段打壓中國。

　　美中貿易逆差真的是美國制造業(yè)失業(yè)率的罪魁禍首嗎？Clyde Prestowitz（1996）指出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大多是美國已不再生產任何產品的行業(yè)，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對美國的出口，不僅不會影響美國的工業(yè)生產和就業(yè)，也不會影響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而是對美國經濟結構的有益補充，有利于美國經濟結構的調整：Mickey Kantor（2003）指出美國的一部分利益集團所認為的“由于中國產品的進入，導致美國失去一些就業(yè)機會，一些企業(yè)關閉了”的說法是過于夸張，中美之間貿易赤字的出現(xiàn)主要是因為美國的企業(yè)競爭力在下降，以及美國的產品過于昂貴：LauraTyson（2005）則認為失去的工作崗位是源于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而不是貿易伙伴的不公平貿易及他們的貨幣政策；USCBC（2004）指出美國自華進口中只有10%的產品與美國生產的產品直接競爭，因此即使美國削減自華進口也不會減少美國的總的貿易逆差。

　　那么，人民幣升值真的能從根本上解決美中貿易逆差嗎？牛向東（2004）認為美國所指責的由于人民幣和美元直接掛鉤導致了人民幣匯率過低造成貿易不平衡是缺乏客觀依據的：Nicholas R.L，ardy（2003）表示，強迫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以提高人民幣匯率的做法，解決不了美國貿易逆差不斷上升的問題，美國貿易逆差是一種結構性赤字，與中國匯率制度和貿易保護主義沒有關系；Greenspan（2003）駁斥了美國制造商聲稱中國操縱貨幣，提高對美競爭力，致使美國失業(yè)增加、美中出現(xiàn)巨額貿易逆差的觀點。他認為人民幣升值不會改善美國的就業(yè)市場，也無助于改善美國的貿易赤字；姚枝仲（2003）認為，匯率并非影響美國貿易逆差的唯一因素，美國的財政赤字政策、美元的國際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地位引致的大規(guī)模證券資本流入是造成美國大規(guī)模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美國針對美中貿易逆差采取的措施層出不窮，而中美貿易數額還是逐年攀升，那么美國在中美貿易中是否獲益呢？薄熙來（2005）認為中美經貿關系并不是中國順差就意味著完全是中國受益，中國出口商的獲利遠遠趕不上美國進口商的獲利，中國出口的產品有相當一部分是外國在華投資企業(yè)生產的，因此要從這種特殊的經濟關系里面，深入分析中美貿易順差的內在原因；李雨時（2001）根據統(tǒng)計數據研究發(fā)現(xiàn)，與美國經濟持續(xù)增長、低失業(yè)、低通貨膨脹相伴行的是巨額貿易逆差且與年遞增，這并未對美國經濟發(fā)展造成多大的不利沖擊。相反，長期的貿易逆差實質上是美國充分利用實際資源的有效手段，即美國通過大量進口，節(jié)約了本國資源，使之得以優(yōu)先發(fā)展本國的高新技術產業(yè)，最大限度獲取了“資源轉換效應或利益”：周世儉、王麗軍（2005）指出貿易逆差并沒有損害美國經濟，美國依然是世界上的超級經濟強國。進口大量物美價廉的日用消費品符合美國市場的需求。有利于美國廣大的消費者，有助于緩解通貨膨脹。是美國經濟發(fā)展和產業(yè)結構調整的必要補充；尹翔碩（2001）認為由于美元的國際硬通貨地位，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愿意接受美元，并把錢借給美國人花。貿易逆差必然是有資金流入，當各國出口商在國內把美元換成本國貨幣后，美元就成為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如果這些外匯儲備投資于美國國庫券（放在央行的保險柜里是沒有收益的），美國就等于獲得了外國低息貸款。這樣，美國人一方面享受著世界各國的便宜進口品，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從各國借來的錢進行投資（包括在美國國內和海外投資），獲得更高的收益。貿易逆差對美國經濟的另一個貢獻是有助于美國調節(jié)其經濟周期。當美國經濟表現(xiàn)強勁、需求旺盛時，大量的進口可彌補其國內供給的相對不足，從而有利于抑制經濟的過熱，幫助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使它能夠更好地實現(xiàn)“軟著陸”，貿易逆差就像美國經濟的貯水池，它通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貿易來幫助調節(jié)美國的經濟；黃海燕（2006）指出中美貿易順差給中國帶來的外匯儲備中約有l(wèi)／3用于購買美國國債，大量中國對美貿易盈余的好處重新流回美國。有利于美國長期利率穩(wěn)定，進而有利于美國房地產業(yè)的發(fā)展、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和經濟的增長。

　　綜上所述，中美貿易不平衡和其統(tǒng)計數據一樣包含著眾多影響因素，應從中美貿易的本質出發(fā)正確看待中美貿易失衡，如李雨時（2003）所指出，中美貿易順差是一個結構性矛盾，很難通過WTO雙邊機制得到解決，因此解決中美雙邊貿易爭端還是要靠雙邊妥協(xié)，以積極態(tài)度應對中美貿易所產生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