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不應當是繼續(xù)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或減稅

　　在當前國情下，我們應當繼續(xù)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但今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在哪里，卻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目前理論界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今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仍然是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的投資；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今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應當是減稅，即減輕企業(yè)稅負。筆者對這兩種觀點都不贊成。

　　第一種觀點筆者不贊成。一是因為財政投資原本缺乏產權約束，效率內在地相對低下；二是因為繼續(xù)集中地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按照經濟規(guī)律，其投資邊際收益將會愈來愈大地遞減，況且基礎設施投資的傳導鏈條短，對各產業(yè)的拉動作用小，這意味著財政風險將愈益加大；三是筆者認為，如果今后財政政策仍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的投資為著力點，則很可能在未來幾年里引發(fā)財政危機。

　　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國近幾年的內需不足，說到底是消費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資需求不足；這種消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則是收入分配不公。消費需求不足使得繼續(xù)擴大財政投資支出對解決內需不足問題效率甚低。

　　我國當前的消費需求顯著不足。這鮮明地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表現在80年代中后期以來，特別是近幾年，我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大幅度下降。據測算，我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由1981年的0.84一路下降，到1998年已下降到0.40；二是表現在當前我國的消費率即平均消費傾向偏低。9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水平為70%-80%之間。而我國整個90年代的消費率則一直在60％上下波動，而且呈下降趨勢。消費需求顯著不足，使得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法有效地擴大內需。邊際消費傾向顯著低下且繼續(xù)下降，則意味投資乘數（政府支出乘數）顯著低下且繼續(xù)下降，因此這便會使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消費率偏低則意味著投資率偏高，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內需占全部需求90％以上的大國，也就意味著我國的總需求過多依賴投資需求來實現。然而我們知道，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沒有必要比例的消費需求的支撐，則投資需求作為中間需求，其形成的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會發(fā)生供給能力過剩，民！司投資便會自發(fā)地萎縮，擴大內需的財政投資只能“孤軍深入”。這樣，消費不暢，以及由此產生的民間投資不振，便使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難以啟動內需。這幾年民間投資增長率不高，直接原因，就是我國近幾年消費需求相對不足。1998年至2000年，我國政府持續(xù)實行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的財政政策，3年里，分別拉動GDP增長1.5、2.0和1.7個百分點，對這三年里擴大內需、治理通貨緊縮功不可沒。但由于一方面消費需求低下，投資乘數不高，另一方面國家財政風險雖尚未超過警戒線，卻也達到相當高的程度，這便使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難以為繼。有人認為，加大政府投資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則消費也會增加，消費增加則民間投資也會增加，這樣政府投資便可以拉動民間投資，到那時，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便達到了拉動內需的目的，可以“功成身退”。這只是一個良好的愿望。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相對不足，源于我國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分配不公。只要分配不公問題不解決，則社會邊際和平均消費傾向必然持續(xù)低下，政府投資難以有效地提高GDP和國民收入，在增加的國民收入中，消費的增加額又仍然低廠，民間投資也就不可能拉動起來。2001年上半年，中央繼續(xù)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fā)國債，在西部大開發(fā)的背景下，進一步加強固定資產投資，1－6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增長15.1％，其中國有及其它經濟類型同比增長17.9％。然而，民間投資仍然不暢，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投資平均同比僅增長7.5％，便是明證。

　　我國當前消費需求不足，根本原因是出現了較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尼系數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狀況的最常用指標。國內外理論界一般公認，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小于0.2表示絕對平均，0.2－0.3之間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基本合理，0.4以上則達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而0.5以上則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懸殊。測量基尼系數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按家庭總收入計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為單位計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個人為單位加權平均計算。其中，第一種方法測出的基尼系數略小于第二種方法測出的基尼系數，后者又略小于第三種方法測出的基尼系數，但三種方法得出的結果差別并不大。

　　近幾年來，中外許多學者以不同的樣本和不同的方法測算了我國的基尼系數，絕大多數測算結果表明，我國自90年代末期以來，基尼系數明顯超過0.4，有些測算結果，基尼系數達0.45以上，顯然超出了通常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世界銀行在1997年公布了一份題為《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的研究報告，報告中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上升太快，指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15年內收入差距變化如此之大”。

　　可見，我國當前的基尼系數充分表明，我國當前貧富差距過大，出現了較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這還沒有考慮到我國高收入者大量存在的工資外收入、非法收入等隱性收入太基尼系數過大，國內學者們更多看到的是它影響公平，是它將引發(fā)收入水平相對低下的群體的不公平感，從而造成社會不穩(wěn)定。然而實際上我們應當看到，基尼系數過大的弊端，不僅在于影響公平，而且在于影響效率，即宏觀經濟效率；甚至可能首先在于影響效率。進一步說，一種收入分配狀況是否公平，應主要以其是否有宏觀經濟效率來判斷。對應宏觀經濟效率高的基尼系數區(qū)間就是公平合理的區(qū)間，對應宏觀經濟效率出現明顯下降的基尼系數值就是警戒線值。就公平談公平，不僅難以得出基尼系數的合理區(qū)間及收入差距過大的警戒線，而且還可能得出平均主義分配最公平合理的荒謬結論。這里，宏觀經濟效率高顯然意味著國民經濟基本對應著充分就業(yè)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按照這一認識，基尼系數到達某一上限后之所以可以認為其不公平、不合理，就是因為它明顯偏離了對應著充分就業(yè)的總供求的平衡，具體說，就是因為它造成了全社會消費需求不足，從而使全社會總需求不足或供過于求，大量社會產品價值不能實現。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超過了0.4這一警戒線，出現了較明顯的分配不公，是因為過高的基尼系數導致了當前消費需求明顯的不足，從而導致全社會需求不足。深入的理性思考還可以發(fā)現，一個國家經濟發(fā)展水平越低，則基尼系數的合理區(qū)間水平應當越低；經濟發(fā)展水平較高，則基尼系數的合理區(qū)間水平可以較高。經濟發(fā)展水平越低，則產業(yè)結構、產品結構越單調、低級，此時老基尼系數過大，則高收入者雖有購買力，但現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滿足，又缺乏新的消費熱點；低收入者缺乏購買力，對現有各種商品有較強烈需要卻缺乏消費能力。可想而知，其結果，便是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地供過于求。隨著經濟發(fā)展水平提高，產業(yè)結構、產品結構多元化、高級化、個性化，基尼系數合理區(qū)間的水平就可以逐漸提高一些，因為此時盡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但一方面高收入者可以不斷追逐新的、有時其價位比傳統(tǒng)商品高出一個甚至數個數量級的消費熱點，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絕對收入也較為可觀（加之有社會保障支撐），對社會現已生產出來的大量各類商品具有較大需求，這樣，全社會商品供求仍可以保持平衡。美國被公認為二戰(zhàn)后收入分配差距大大高于其他發(fā)達國家。二戰(zhàn)后直到80年代，美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比我國現在高得多，可其基尼系數也僅在0.35－0.38之間，只是到了出現了所謂的“新經濟”的90年代后，基尼系數才越過了0.4，超出了通常公認的警戒線。就此而言，我國目前基尼系數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狀況相當嚴重。如果再考慮到我國經濟轉軌的現階段存在的醫(yī)療、住房、教育、養(yǎng)老等體制改革等這些將使我國廣大中低收入階層將來支出預期，以及將來收支差額預期會進一步加大，從而進一步縮減即期消費的制度變量因素，則我國現實的0.4以上的基尼系數的水平更是遠遠高于合理的水平。我國目前人均國民收入僅800美元，就連經濟發(fā)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其城鎮(zhèn)居民1999年的收入水平，也僅相當于中等發(fā)達國家的1／4的水平，按照國際經驗，這時本不應出現帶全局性的總需求不足，我國卻出現了，這是極不正常的。商品供過于求，當然有各省市重復建設，卻在現有體制下不能實現企業(yè)優(yōu)勝劣汰等原因，但不可否認，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多數居民對許多日用或耐用消費品有需要卻無需求是一個重要原因。

　　找國當前出現了明顯的分配不公，還可以從“五分法”清楚地看出�！拔宸址ā笔菍⒕用癜词杖敫叩鸵来畏譃槲鍌�等級，通過比較五個等級各占收入的百分比來判斷一國國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狀況。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三月統(tǒng)計分析，我國以“五分法”計算的收入分配不公，超過了工業(yè)化國家一個世紀以來最糟糕的紀錄；我國學者近年的研究結果也表明：1999年，我國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相對過大，合計占到總人數的64.15％。這種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狀況，顯然使全國大多數居民缺乏充足的貨幣支付能力，嚴重制約了市場消費需求�？梢姟拔宸址ā憋@示，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已經嚴重不合理，使得社會需求不足，需求結構較明顯地不適應生產結構，使得社會生產出來的大量商品價值得不到實現，使得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我國當前分配不公的嚴重性，還可以從城鄉(xiāng)人均收入差距看出。對統(tǒng)計數據的分析表明，1998－2000年，我國城鄉(xiāng)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分別達到2.52倍、2.66倍和2.80涪，遠高于人均GDP為800－1000美元時城鄉(xiāng)人均收入分配差距約1.70倍的國際一般差距狀況。

　　我國當前出現了明顯的分配不公，還可從不同階層的居民擁有的金融資產存量狀況得到佐證。據1997年國家統(tǒng)計局、勞動部、總工會等6個部門對職工生活狀況的聯合調查表明，在被調查的14978戶居民中，最富裕的10％的居民擁有60％的金融資產，最貧窮的43％的居民僅擁有3％的金融資產，最富裕家庭戶均金融資產是最貧窮家庭的359倍。存量是流量的積累，我國居民金融資產存量差距如此懸殊，超過了當今許多發(fā)達國家，足見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總之，由于我國近幾年的內需不足，實際上是根源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導致的消費需求不足，因此，繼續(xù)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宜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的投資為主要著力點。

　　第二種觀點筆者也不贊成。表面上看，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放在減少企業(yè)稅收上面，既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刺激當前內需，又可避免高額財政赤字和財政風險，一舉兩得。但實際上，以減稅作為主要著力點比之以財政投資基礎設施作為主要著力點，并無優(yōu)越性。第一，減稅后若政府財政支出不削減，則政府財政赤字更大，政府勢必不得不發(fā)行更多國債，這樣財政風險將比不減稅時更大。第二，若在減稅的同時，國家有能力削減一些經常性財政支出，則可以降低國家債務壓力和財政風險，但在我國現有行政體制下要想使國家經常性財政開支削減幾百億乃至上千億水平無異于天方夜潭。第三，若在減稅的同時，減少一些財政基礎設施投資，這確實可以減少國家債務壓力，但是否能達到既刺激內需，又降低財政風險這“一箭雙雕”的目的呢？恐怕要大打問號。

　　筆者認為，在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減稅很難達到刺激內需的目的。減稅刺激內需的途徑是：減稅后，企業(yè)負擔下降了，稅后利潤上升了，則企業(yè)投資的預期收益會上升，這樣企業(yè)便會加大投資，進而通過投資乘數的放大，導致內需較大幅度的上升。但在我國當前有效需求明顯不足的特殊形勢下，減稅后，企業(yè)負擔雖下降，卻由于分配不公導致的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市場缺乏活力，以及企業(yè)的科技創(chuàng)新、產品創(chuàng)新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便使得生產消費資料的企業(yè)直接、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yè)間接地對銷售收入預期，從而對利潤預期并不看好，這樣企業(yè)并不會有多大的擴大投資意愿，而內需也就很難拉動起來。國內有些學者津津樂道于美國80年代里根減稅政策的的實施，導致如年代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和財政狀況的極大改善的故事，并以此證明我國目前減稅是最好的政策。其實，美國當時的情況與我國現在的情況具有很大差別。美國當時面臨的經濟形勢是滯脹，在這種情況下，減稅不僅有利于提高有效需求，解決“滯”的問題，而且有利于降低物價，解決“脹”的問題，而我國現在還不能說真正走出前幾年出現的通貨緊縮的陰影。不但不需要物價下降，相反還需要達到并保持幾個百分點的通脹率，以便使實際利率下降，促進企業(yè)投資。況且，美國整個90年代經濟的強勁增長，并不能僅僅歸功于80年代的減稅，靈活調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因素同樣功不可沒，特別是90年代以來，美國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結出的碩果發(fā)揮了極大作用。

　　筆者認為，在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減稅也很難達到降低財政風險的目的。道理很簡單，若在減稅的同時，對等地減少一些財政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則一方面財政投資下降；另一方面如前面分析企業(yè)投資很可能并不會有明顯上升，這樣總需求就會惡性循環(huán)地萎縮下去，如此年復一年積累，反會導致財政收入下降，而且那時可能財政投資、擴大內需的壓力會更大，會造成以后若干年更大的財政赤字和國債發(fā)行，這樣一來，財政風險不但不會下降，反而還會上升。

　　總之，基于我國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導源于社會分配不公而產生的消費需求不足，筆者對目前我國理論界關于今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的兩種觀點都不贊成。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應是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

　　分析至此，筆者的政策建議實際上已經明朗化：“十五”期間，至少近兩年，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當選擇運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只有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才能有效地擴大全社會消費需求，并進而有效地擴大民間投資需求，從而有效地解決社會總需求不足問題，保持國民經濟持續(xù)、快速、健康地發(fā)展。

　　將“十五”期間幾年內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確定為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力圖以此提高全社會有效需求，保持國民經濟高水平的均衡增長和發(fā)展，這里便有一個理論認識問題需要解決：我國多年來一直在調整產業(yè)結構，是建立在這樣一個認識基礎上，即生產必須努力適應需求，生產結構必須努力適應需求結構；若不適應，則生產出來的產品價值不能實現，得不到社會承認，就表明這種生產勞動不是有效勞動，產業(yè)結構、產品結構必須加以調整使之適應需求。這株認識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又符合現代產業(yè)經濟學、宏觀經濟管理學原理，其正確性毋庸置疑。但本義的政策建議，其本質內容似乎是要使社會需求結構去適應生產結構，這豈非違反經濟學原理？其實不然！首先，本文的政策建議并不排斥調整生產結構、供給結構。我國長期以來各地區(qū)、各部門存在不少重復建設、低水平建設項目，由此帶來一些產業(yè)、產品的供過于求，這一塊不屬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必須加以適當的壓縮和調整；但是當前我國的總供求失衡中需求方也存在問題，于是也需要以政策擴大有效需求，使之適應那種客觀上正常的產業(yè)結構和產品結構。其次，貨幣經濟條件下，人們的“需求”不能被看成一個外生變量，它很大程度上具有內生性。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就連人們的“需要”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內生性，而并非純粹的自然屬性，“需求”是有購買力的“需要”，而購買力在貨幣經濟條件下涉及到整個社會相對價格體系和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因此“需求”就更具有內生性了，人們對各種商品的需求受到收入、價格等多方面的影響。再次，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告訴我們，社會再生產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huán)節(jié)構成，這四個環(huán)節(jié)在動態(tài)中相互依賴，相互制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與其他三個環(huán)節(jié)矛盾著，既受其他環(huán)節(jié)制約，也都制約其他環(huán)節(jié)。很顯然，在這里，分配這個環(huán)節(jié)如果與其他環(huán)節(jié)的矛盾關系失調，便會影響其他環(huán)節(jié)，阻礙再生產的正常運行。這時，分配這個環(huán)節(jié)就必須予以調節(jié)。這就是我國當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理論依據。這里還必須指出的是，我國當前調整收入分配，其目標是要使社會再生產暢通運行，是要達到現代宏觀經濟學所稱的“帕累托”最優(yōu)狀況，使全社會福利最大化，而絕不是“均貧富”，搞歷史倒退。我們講要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只是在探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比例，是要提高資源的宏觀配置效率，是高收入階層應當也能夠予以接受的。

　　理論分析和國際社會現代化經驗都表明，較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應當是“橄欖型”，中間大，兩頭��；而不應是“金字塔型”，下面大，上面��；或者“啞鈴型”，兩頭大，中間小。我們以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目標，就是要使國民收入分配狀況從現在的“金字塔型”（或“啞鈴型”）轉變成“橄攬型”。

　　如果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近幾年內能合理地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我們就能相當程度上解決好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從而解決好整個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國家統(tǒng)計局有關人民生活水平狀況的一系列統(tǒng)計數據。1999年，我國城鎮(zhèn)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購買的代表性商品數量中，糖果、果酒、糕點、鮮乳品、奶粉、女裝、皮鞋等日用生活必需品，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平均每人全年購買量約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平均每人全年購買量的2倍以上；奶粉、男裝、童裝等商品前者也接近為后者的兩倍。統(tǒng)計數據還顯示，1999年，城鎮(zhèn)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年底耐用消費品擁有量中，毛皮大衣、影碟機、照相機、空調器、微波爐、電炊具、排油煙機等商品，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擁有量均約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每百戶擁有量的2倍上下；家用電腦，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約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每百戶擁有量的3－4倍；移動電話，更約為5－6倍；至于電冰箱和彩電這兩種嚴重供過于求的商品，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每百戶的擁有量，也比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每百戶擁有量約多20－30臺。以上還只是就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鎮(zhèn)居民家庭作比較，若再考慮到農村居民家庭，則有關差距更大，別的不說，僅就電冰箱和彩電這兩種“標志性”的供過于求的商品而言，1999年，農村每百戶家庭擁有電冰箱僅IO.64臺，僅約及城鎮(zhèn)最低收入戶和低收入戶每百戶擁有量的1／6；農村每百戶家庭擁有彩電儀38.24臺，還不到城鎮(zhèn)最低收入戶和低收入戶每百戶擁有量的1／2.

　　可見只要我國適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市中低收入階層和農民的收入份額，則食品、服裝、家電、紡織等一些表現出嚴重過剩的消費資料生產行業(yè)生產出的大量日用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的銷售量將會增加百分之幾十，甚至成倍以上地增長，許多商品將會出現供求基本平衡的良好局面。例如彩電，如果通過縮小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適當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僅僅使農村每百戶居民彩電擁有量增加30臺，則全國農村居民需增購彩電7千多萬臺，這樣，我國的彩電供求局面就不是每年過剩三千萬臺，而是未來兩、三年里，供求能保持平衡。由于內在的正向比例關系，一些消費資料生產部門需求上去了，還會拉動機電、冶金、建材、石化、煤炭等一些表現出嚴重過剩的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需求，從而提高全社會的有效需求。

　　以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著力點在內容上包括三個方面。

　　1.使農民和城鎮(zhèn)占60％以上人口的低收入階層和中等偏下收入階層享受稅收優(yōu)惠。給收入偏低的居民減免稅負，是以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的最基本要求。具體做法：

　　——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起征點。以往我國執(zhí)行的起征點是月薪800元，這一起征點是二十年前制定的，如今明顯偏低，違背了稅收的負擔能力原則，以及受益原則和機會原則。應將起征點提高至月薪1000元以上，部分富裕地區(qū)還應有權把起征點適當上浮。我國稅務部門目前已在這方面進行探索，希望稅務部門在對這種探索的積極意義予以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加快改革步伐。

　　——科學制定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豁免和扣除�；砻夂涂鄢�額的大小應該將納稅人工齡長短、年齡大小、贍養(yǎng)負擔、工作性質（如防止對個人獨資企業(yè)雙重征稅出現）和個人收入的支出用途（如對個人收入中用于支付住房貸款利息部分予以免稅）等因素予以綜合考慮。

　　——堅決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切實降低農民稅收負擔。要以合理計征的農業(yè)稅、屠宰稅和特產稅，取代過去鄉(xiāng)村政府各種名目的收費，堅決取締亂收費，使農民稅負能總體上降低50％左右，并且使農村稅收征管規(guī)范化、法制化。為了切實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應當下決心裁減縣、鄉(xiāng)兩級機構，特別是主要靠行政收費支撐的鄉(xiāng)級政府，可以考慮將全國四萬六千個鄉(xiāng)鎮(zhèn)縮減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2.適當增加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居民的實際稅負。適當增加對高收入居民的稅收，既是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也是加大財政支出，包括加大轉移支付和農業(yè)財政投資等投資支出的資金來源的需要。具體做法：

　　——加強對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征管。要健全個人所得稅的征管體制，采取必要舉措，改進和加強對高工薪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改進和加強對個人獨資和合伙企業(yè)經營者（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一些中介機構）經營的個人所得的稅收的征管（但要注意免征其企業(yè)所得稅），強化高收入行業(yè)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工作，要堵塞漏洞，加大對違法逃避繳納個人所得稅行為的懲處力度。

　　——隨著儲蓄實名制的完成，將利息所得稅從比例稅率逐步轉變?yōu)槔圻M稅率。讓高利息收入者更多納稅，同時也刺激高利息收入者提高消費傾向。

　　——在建立健全個人收入和財產申報制度基礎上，穩(wěn)妥而堅決地開征財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財產類稅域稱財富稅）對于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財產稅占了各級政府全部稅收的40％以上，相當程度上縮小了貧富差距，提高了社會有效需求。這也說明在一國經濟發(fā)展的一定階段，政府應當以財產稅等稅收手段縮小貧富差距，提高社會需求。

　　——在周密規(guī)劃的基礎上，合理征收社會保障稅。社會保障稅如今在發(fā)達國家是僅次于個人所得稅的第二大稅，它遲早將成為我國的一個大稅種，對于我國在“十五”期間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個重要舉措。不過，考慮到其牽涉面大，而且在我國當前有效需求不足情況下，弄不好具有“累退”性質，故其近期可行性不如財產類稅，應周密籌劃；穩(wěn)步推行。

　　3.切實加大對農村居民、城鎮(zhèn)中下收入階層居民的轉移支付力度和農業(yè)、農村財政投資力度。這里，對農業(yè)、農村財政投資力度的加大同樣有利于縮小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具體做法；

　　——盡快建立起初具規(guī)模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在我國目前，要想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功能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資金缺口尚相當大，任重道遠。為擴大有效需求，當務之急，是要初步建立起覆蓋面盡可能遍及全部城鎮(zhèn)的、較為規(guī)范的失業(yè)保險、養(yǎng)老保險和醫(yī)療保險體系，以及城鎮(zhèn)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建立起農村合作醫(yī)療保險體系和農村獨生子女教育資助體系。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建立的起步階段，應當首先用于解決下崗、失業(yè)人員和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保障問題。

　　——適當加大農業(yè)、農村財政投資的力度。要結合生態(tài)環(huán)保，加大對農林水利等農業(yè)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yè)科技推廣與培訓等方面的財政支出，提高農業(yè)勞動生產力，致力于高效農業(yè)；要結合城市化的推進，有重點、有步驟地加大對公路建設、市場建設和電力通信網絡建設與改造等方面的財政投資，推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優(yōu)化組合、規(guī)模經營和產業(yè)結構升級，創(chuàng)造良好的農村生產和生活環(huán)境，增加農民的勞務收入，促進農業(yè)人口“非農”化就業(yè)，促進農村城鎮(zhèn)化。

　　——繼續(xù)實施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要講求財政投融資的效率，以財政資金配合以一定政策優(yōu)惠，大量吸引海內外資金，采取“點軸”式開發(fā)方式，形成西部發(fā)展的良好格局，促進西部城鄉(xiāng)居民生活水平的較快提高，相對縮小東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

　　最后，筆者還想強調兩點。一是以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在轉移支付的資金來源上仍需要今后幾年一定規(guī)模的國債發(fā)行（僅靠上述一些增稅手段來籌資，財政政策是積極不起來的，通過證券市場國有股減持來籌集社保資金，也滿足不了巨大的資金需求），而且以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并不排斥我國在近幾年里還得保持一定力度（只是這一力度應逐年遞減）的財政向鐵路、港口、橋梁等方面基礎設施的投資。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取得顯著成效，除了要切實深化有關領域的改革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外，還必須有其它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的有機配合，系統(tǒng)地討論這種有機配合超出了本題的范圍，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伴隨著財政政策措施的逐步到位，貨幣政策應當與積極的財政政策密切呼應，尤其是配合以消費信貸（包括住房信貸、汽車信貸及其它耐用消費品信貸在內）、助學貸款和中小企業(yè)貸款的大幅度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