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25 00:00 來源：
一、擴大內需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種觀點認為，當前擴大內需的制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
1、持幣動機增強，影響現(xiàn)期消費。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社會成員有一種儲備傾向的內在愿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在提高消費的同時，謹慎動機也在增強，特別是在當前，城鎮(zhèn)居民的謹慎動機更為明顯，這主要是由三個因素造成的：一是大批國有企業(yè)職工下崗；二是政府機構改革，精簡機關工作人員；三是子女上學、購買住房、醫(yī)療養(yǎng)老保險等費用增加。
2、市場供求的結構性矛盾影響消費的有效增長。我國目前的買方市場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供給與需求的不協(xié)調直接制約著消費的實現(xiàn)。主要是市場供給未能適應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費群體的需要。地區(qū)之間的產業(yè)結構和產品結構雷同，多年的重復建設形成大量的無效供給，造成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相當多的企業(yè)只是把生產的著眼點定位于城市居民，但對擁有8億多消費者的農村市場卻研究不夠，使許多產品生產脫離了農村的實際，也就等于放棄了農村這一廣闊的市場。
另一方面，產品質量也影響著消費者的需求心理和消費行為。據資料顯示，國家質量技術監(jiān)督局重點監(jiān)控129類產品，近幾年抽查的4411家企業(yè)的5233種產品，合格率均低于80％。
3、收入水平的不均衡制約了消費的擴大。據測算，我國近年來居民的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shù)逐步增大，目前已超過0.4.另據國家統(tǒng)計局調查，1996年底城鎮(zhèn)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為30850.2億元，其中20％以上屬于公款私存，2.5％的城鎮(zhèn)居民人均儲蓄存款僅1080.5元。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小于低收入者，當國民收入一定時，分配差距擴大超過一定限度，就可能使總消費水平下降。
4、投資性支出增加，分流了消費資金。近年來城鎮(zhèn)居民股票投資不斷增加。1997年，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通過發(fā)行股票籌資655億元，比上年增加1.79倍；同年還發(fā)行國債2412億元。
5、體制性因素和改革滯后的影響。當前社會成員普遍感興趣的消費產品，如住宅、汽車等，雖然出現(xiàn)供大于求和積壓的現(xiàn)象，但這并不是生產能力絕對地超過了市場容量，而是有著諸多的復雜原因。
6、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亞洲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增長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造成某種程度的恐慌心理。對未來經濟的預期不明，甚至預期看淡，就會直接影響現(xiàn)期的經濟運行和國內消費走向。[1]
第二種觀點為認為，從深層原因分析，目前消費需求的實現(xiàn)障礙主要來自于以下四個方面：
1、供需結構障礙，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適應，造成消費需求實現(xiàn)困難。從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看，需求的重點轉移：一是從基礎的吃、穿、用類轉向以居住條件改善、通訊和交通為主要內容的住、行類消費；二是從簡單的商品性消費，如餐飲、醫(yī)療保健、教育、誤樂、旅游、家庭服務等；三是從大量的普遍性商品轉向注重選擇、追求時尚的個性化消費，商品的質量、品牌意識日趨增強。從總體看，用于享受資料、發(fā)展資料的需求比重有較快上升。可是，由于多年來的重復建設、重復生產，使供給結構不合理，結構升級滯后，是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障礙。
2、體制障礙導致市場有效需求得不到實現(xiàn)。以住宅為例：一是傳統(tǒng)的實物福利分房制度制約了居民買房的積極性，由此出現(xiàn)商品房嚴重積壓與福利房緊缺的奇特矛盾；二是住房價格體制不合理，房價過高，居民缺乏承受能力；三是住房金融體制改革滯后，支持居民購房力度較弱。居民買房心有余力不足。
3、收入障礙制約消費擴大、一是居民收入增幅趨緩。城鎮(zhèn)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增長已從1993年最高時的9.5％降到1997年的3.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增幅僅為4.6％，比上年下降4.4個百分點。二是收入差距擴大，城市貧困人員增多，主要是企業(yè)虧損嚴重，下崗職工已上升到1000多萬，相應收入下降。三是強儲蓄傾向延續(xù)多年，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加。1997年城鄉(xiāng)居民儲蓄存款高達46280億元。
4、消費心理障礙，消費者信心指數(shù)下降。由于供過于求，價格下滑，持幣觀望的人數(shù)增多。同時，由于收入預期不穩(wěn)定，消費者為防范下崗，應付醫(yī)療制度改革、退休養(yǎng)老制度改革、住房貨幣化改革和子女教育費用等積攢資金的傾向加大，消費更加謹慎。即期消費下降，具體表現(xiàn)就是少消費多存錢。[2]
第三種觀點認為，首先從消費需求來看，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工農“剪刀差”依然存在并繼續(xù)擴大。二是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未建立起來。三是一些產品不適應市場消費需求變化。四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少數(shù)高收入者邊際消費傾向低，而絕大多數(shù)中低收入者邊際消費傾向高卻無力購買。其次從投資需求來看，由于前幾年的重復建設，盲目發(fā)展，一些行業(yè)、產品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據1996年第三次全國工業(yè)普查對900多種重要工業(yè)產品的調查資料顯示，50％以上的工業(yè)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在高新技術方面，由于技術力量薄弱等原因而難以大量投資。再次，從出口需求方面看，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及我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幣值堅挺，大大削弱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直接制約著我國出口需求的增長。[3]
第四種觀點認為，擴大內需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最終消費持續(xù)下降。
�。ㄒ唬┳鳛橄M需求主體的居民消費需求的提高依賴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在我國目前條件下，提高居民收入問題是與收入分配問題密切聯(lián)系。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一些不合理的差距有所擴大，表現(xiàn)在：第一，社會居民中不同階層的收入水平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造成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下降。第二，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人均收水平的差距也在擴大。1986－1998年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在大多數(shù)年份中均落后于城鎮(zhèn)居民，平均落后1.7個百分點。1998年城鎮(zhèn)居民人均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為3265元，而這個數(shù)字在1991年僅為992元。這就使得農村消費品市場的發(fā)展越來越慢從而影響到全國消費市場的發(fā)展。第三，地區(qū)收入水平隨著地區(qū)經濟增長水平差距的擴大而擴大，也使得地區(qū)消費品市場的發(fā)展出現(xiàn)不平衡。在解決地區(qū)收水平不平衡方面，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作用還非常微弱。
2、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應該合理拉開的收入差距沒有拉開。例如，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的收入差距，對企業(yè)家的激勵機制，等等。此外，目前我國國家干部和多數(shù)職工的工資制度仍具有很強的原有計劃體制下的低工資制度特點，不適應市場經濟環(huán)境和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
3、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長在較長一段時期內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增長或者說，我國社會總產品的最終使用結構發(fā)生了嚴重失調。1996年與1981年相比，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的最終消費率下降了9.8個百分點；按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下降了10.6個百分點；按當年價格計算，下降了7.6個百分點。從居民收入角度來看，1986－1998年間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率比GDP年均增長率少2.6個百分點。這種狀況造成了在這一時期中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了12個百分點，1998年這一比重為41.4％，比“六五”期間的平均水平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在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這一問題的逐漸積累，終于成為了阻礙社會再生產正常進行的嚴重障礙。
�。ǘ┠壳暗囊恍┱诔雠_和正在蘊釀出臺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使居民未來支出預期增大，產生了較強烈的減少目前消費的影響。一方面許多改革方案，例如，醫(yī)療體制改革、社會保險制度改革、養(yǎng)老金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等，特別是住房制度改革，都要求居民自己支付相當一部分費用，這就需要人們減少部分當前消費，增加儲蓄數(shù)量。另一方面，目前居民的直接投資渠道少，證券市場尚不規(guī)范，風險較大，因此居民儲蓄仍以銀行存款為主。這就不僅減少了當前消費，而且使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需求的速度也相應較慢。
�。ㄈ┠壳坝行┑胤綄�1999年宏觀經濟增長的宣傳也在某種程度上對居民的預期產生了不利影響。雖然目前GDP增長速度已經出現(xiàn)了一定的回升，而且1998年開始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漸顯現(xiàn)出來，但是人們目前從不少渠道得到的印象確是1999年宏觀經濟仍將處于增長率下滑的狀態(tài)之中，因而對相當多數(shù)的居民來說，他們的預期是1999年收入狀況不會樂觀，消費仍需謹慎，并且物價可能還會進一步下降，因此 等待消費可能是明智的。這些問題都會對增加消費需求產生負面影響。
�。ㄋ模�1998年開始采取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雖然在通過擴大投資需求來拉動宏觀經濟增長方面產生了較明顯刺激國有投資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為了避免盲目投資搞重復建設，國家財政投資指向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這種政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對于刺激最終消費需求來說，傳導路程相對較長，因此，國家財政投資很難在較短的時期內對刺激消費需求產生十分明顯的作用。[4]
第五種觀點認為，從就業(yè)的角度來看，對消費的影響有三個原因：（1）目前就業(yè)形勢比較嚴峻，我們對1998年做了預測，1998年的勞動力供給可說是90年代、80年代以來最高的一年，大概達到了2800萬，增加量主要是在下崗這一塊，1997年底下崗職工1100萬至1200萬，這些下崗職工按照國家統(tǒng)計局調查60％還要進入勞動力市場去找工作，40％可能就撤了。這樣一下子就增加了700萬，平常年份我們節(jié)轉過來的勞動力大概就有590萬，加上70萬的下崗職工，這個供給雖然說可能還跟企業(yè)保持勞動關系，不算失業(yè)，但是他肯定要沖擊市場，他要進入市場，而市場一下子又提供不了這么多崗位，人心就變得不安起來。這就直接影響著消費心態(tài)。（2）政府機構改革，雖然改革只是在中央，只涉及到6.7萬人，但是影響面很大。下來這些人要安排在事業(yè)單位，而事業(yè)又不用人，地方政府也不要人。（3）1998年我國在勞動保障制度上做了很多改革，盡管我們認為這些改革對建立市場機制有用，對老百姓將來是很有好處的，但是老百性對此的直接反映是要掏很多錢，比如失業(yè)保險，要多掏一個百分點，原來勞動者不用掏。養(yǎng)老保險醫(yī)療保險也一樣。這些對老百性的預期消費的影響非常大。[5]
第六種觀點對1999年我國居民消費走勢做了一個判斷。從中長期看，我國居民消費繼續(xù)保持快速增長勢頭的基礎和條件是存在的。居民收入水平還比較低，人均GDP僅700美元有余；居民耐用消費品擁有率還不高；居民服務消費還比較低。但從1999年看，隨著制約因素的逐步顯露，影響強度的不斷加大，我國居民消費需求增長勢頭將會有所放慢。主要依據有：
1、居民收入特別是持久性收入增長緩慢。1998年1－9月城鎮(zhèn)居民家庭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4065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6％ 而其中具有明顯特久性收入特征的國有集體企業(yè)單位職工工資性收入僅增長2.9％；1月－9月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也有所減緩。
2、收入分配差距過大。1997年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5倍；城鎮(zhèn)最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最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如考慮到特高收入戶和特低收入戶的因素，分配差距更為明顯。由于收入較多地集中在高收入階層，加之高收入階層消費傾向較低，影響到居民消費的較快增長。1997年城鎮(zhèn)居民人均消費支出4186元，為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17元的2.6倍；城鎮(zhèn)最高收入戶人均消費支出7315元，為最低收入戶人均消費支出2333元的3.1倍。如將城鎮(zhèn)最高收入轉移到最低收入戶，按此測算，1997年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人均消費支出將凈增961.9元，按此推算，將增加消費近500億元。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對消費需求增長的影響不容忽視。
3、居民預期支出提高。20年來的改革開放，可以說居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為適應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的需要，近期的重點主要是住房、醫(yī)療和社會保障等制度的改革。這些制度改革的共同特征都要求居民在當前或未來時期要有一筆較大數(shù)額的支出，反映到當前必然是居民推遲當前消費，即期消費增長放慢。
4、不適應居民部分消費領域需求的消費環(huán)境。當前不適應居民消費領域要求的消費環(huán)境方面還是比較多的，但較為突出的方面主要有：一是城鎮(zhèn)居民人均居住面積較低。1977年末城鎮(zhèn)居民人均居住8.8平方米，限制了居民對裝飾材料、對家具家電等的消費；二是受輸電線路特別是農村輸電線路覆蓋面及負荷偏低的限制，加之農村電價偏高，影響了居民對空調、冰箱等家電的消費；三是道路擁擠、停車攤位偏少，影響了一些大城市居民對汽車的消費。
5、不利于居民消費增長的體制和制度。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一些職能部門對一些商品和服務的管理上。如對私人購買汽車的不合理收費，一些城市規(guī)定的“占地費”，電力部門收取空調增容費及超用電過高加收電費，對公有住房限制房產買賣的規(guī)定，等等。這些規(guī)定和制度都不利于居民對相關商品和服務的消費，影響了居民消費的增長。[6]
二、對擴大內需政策的不同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是從我國實際出發(fā)的必然選擇：理由是：第一，我國是一個大國，具有較大的回旋余地和特殊優(yōu)勢。我國地域遼闊，消費人口多，國內需求巨大且市場潛力更大，當受到國際經濟變化的沖擊時，國內的回旋余地也很大。第二，應從戰(zhàn)略性高度看待擴大內需，而不應把它看作是權宜之計。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的最大影響，應該在今明兩年，這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們不可能被動地等待國際經濟的回暖，而必須主動地尋求發(fā)展的新路，所以擴大內需就顯提極為必要。從另一個角度看，擴大內需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發(fā)展機遇，有利于推動國內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的戰(zhàn)略性改變，使整體的經濟運行上一個新的臺階。第三，擴大內需有巨大的潛力。我國的市場廣大，消費增長點多，擴大內需的潛力也相當巨大。[7]
第二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必須解決體制栓塞。首先，盡管微觀上企業(yè)已不能不參與市場競爭。但全社會宏觀投資體制卻依然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的變化。特別是占據社會總資本60％以上的國有經濟，無論其總規(guī)模還是分布結構，均處于僵死狀態(tài)：雖然它們所處的消費品生產領域已顯然競爭過度，雖然它們因不能贏利而虧損，但卻不能破產，生產要素無法向其他領域或部門流動；而從全社會角度看，大量的社會資本沉淀在低效的國有經濟組織中，不能向其他相對高的經濟成份轉移，同樣造成了經濟的栓塞。其次，至今尚未打破的城鄉(xiāng)二元管理體制嚴重阻礙了市場的有效擴大。傳統(tǒng)的戶藉管理限制了城鄉(xiāng)人口流動；基于計劃經濟時代城市平衡觀念的規(guī)劃政策限制著城市需求的迅速提升；現(xiàn)有的農村土地制度阻礙著城鎮(zhèn)資本向農村流動；凡此種種，無疑造成了城鄉(xiāng)市場之間的栓塞。再次，政府運作目標的所謂“效率優(yōu)先”雖然短期可以強力推動經濟發(fā)展，但卻日益導致地方保護盛行、市場分割嚴重以及經濟環(huán)境的扭曲。這同樣是提高國內市場需求和優(yōu)化經濟結構的巨大障礙。[8]
第三種看法認為，調整消費政策鼓勵消費。
1、更新消費觀念，刺激消費。一是要劃清消費與浪費的界限，提倡消費，反對浪費。二是要劃清合理消費與過度消費的界限，提倡合理浪費，防止過度消費。三是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要作適當調整。近年來投資率上升過快，1981年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投資為32.5％，1995年上升到40.5％，顯然過高，影響了消費的擴大，建議把投資率壓縮到35％以下，城鎮(zhèn)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保持在4％左右，以擴大市場消費需求。
2、調整供給結構，擴大消費容量。一是對供過于求、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行業(yè)和產品，要堅決實行限產壓庫，避免邊生產、邊積壓的情況繼續(xù)發(fā)生；二是實行資產并購重組，促使資本和社會資源向優(yōu)勢產品、名牌產品集中，擴大適銷對路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三是采用高新技術推進產品結構優(yōu)化升級。
3、調整消費結構，引導消費增長、消費結構是隨著經濟發(fā)展、收入增長而不斷升級換代的，合理的消費結構可以使消費得到全面實現(xiàn)，從而拓展消費總量。
4、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形成消費群體。通過深化房改，取消福利分房切斷職工對就業(yè)單位分房的依賴，愿意買房，同時增加買房補貼 ，降低房價，又買得起房，才能把大多數(shù)人推向商品房市場，形成購房群體，也才能使住房消費真正成為消費熱點。從消費結構的演變趨勢看，可能形成消費熱點的除住房外，還有轎車、家庭電腦、旅游、教育以及新一代的高科技產品等。工作的重點應當放在培育消費群體方面，通過消費熱點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推動國民經濟的發(fā)展。
5、擴大消費信貸，提倡負債消費。消費信貸是市場經濟社會中貨幣信用關系發(fā)展到較高水平時，緩解生產和消費之間矛盾的必然產物，是使消費增長速度適應生產增長速度的金融服務產品。在當前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形勢下，應大力拓展消費信貸，以此啟動市場，擴大消費，推動經濟增長。[9]
第四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關鍵要恢復信心。目前擴大內需的障礙是如何恢復信心。擴大內需要從啟動居民消費開始，看不到這個跡象，投資方也會按兵不動，否則會產生新的庫存。啟動居民消費，最主要的是恢復居民對未來的信心。有關部門應該幫助老百姓算一筆帳，降低他們對未來個人支付增加產生的過高估計心理，適當增加即期消費。近年來曾經縮小的城鄉(xiāng)差距又開始擴大，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政府要拿出一個新的姿態(tài)。如果老百姓沒有信心，內需很難擴大。因為財政政策的作用畢竟是非常有限的。[10]
第五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技術創(chuàng)新是根本。要擴大內需，擴大有效消費，最根本的途徑是技術創(chuàng)新。當產品不斷更新?lián)Q代，產品壽命期不斷縮短，這時的內需既來自擁有量的擴大，更來自擁有量的更新。在科學技術飛速發(fā)展的今天，內需的擴大，與其說要靠擁有量的增加，還不如說是靠擁有量的更新。[11]
第六種看法認為，市場啟動要依賴整體經濟形勢。對任何一種經濟形勢來說，國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是社會總需求的主要組成部分，投資和消費的疲軟，會使原本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更趨嚴重，而陷入一個“社會生產能力過剩導致投資和消費疲軟，投資和消費疲軟導致社會生產能力更加過�！钡膼盒匝h(huán)之中。[12]
第七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的根本在發(fā)展第三產業(yè)。擴大內需也要在結構上進行調整。因為不同的行業(yè)，不同的產業(yè)，不同的企業(yè)，就業(yè)量是不一樣的。比如，第一產業(yè)、第二產業(yè)已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第三產業(yè)的就業(yè)彈性達到了0.75左右，第三產業(yè)的發(fā)展速度保持在10％左右，每年增加的就業(yè)崗位是1000萬，去年沒有達到。所以第三產業(yè)是今后擴大內需的一個重點。[13]
第八種看法認為，政府應在降低投資風險和消費風險上加大力度。風險大于消費投資預期，就叫沒有投資熱點，沒有消費熱點。因此，在降低投資風險和消費風險上政府大有文章可做。社會永遠有需求，永遠有項目可投，問題不在于政府為企業(yè)設計生產什么，讓消費者去買什么好，而是應規(guī)范法律、社會交易環(huán)境、降低投資風險、打擊地方保護，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等，這才是政府為啟動消費所要做的事情。[14]
第九種看法認為，啟動內需的關鍵是以國債調動勞動積累。能否通過巨額國債發(fā)行啟動內需，關鍵在于國債的使用效益。啟動內需的根本思路是：五年內作用國債調動1.5億農民的勞動積累，以整治國土為綱，加速農村城市化。
整治國土包括，第一，南水北調，整修長江黃河，塔里木河；第二，改造少漠荒地，將耕地擴大三分之一，實現(xiàn)大規(guī)模移民；第三，治理環(huán)境污染，植樹種草，改造氣候；第四，建立大批中小城市，將中國城市化比例，從30％提高到70％以上；第五，全面建立農村公路網和電網。[15]
第十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要注重政策轉型。1999年，擴大內需、拉動經濟，主要還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擴張的財政政策是短期性的，所以研究政策轉型的問題顯得尤為重要。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又不能老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這怎么辦呢？就應該今后不僅靠財政政策或是貨幣政策，而要加強二者之間的協(xié)調配合。在政策組合上，要搞好協(xié)調配合。在政策重點上，要調整政策的方向�，F(xiàn)在主要是以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為主，今后，特別是1999年在繼續(xù)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要把注意點逐步轉移到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又刺激消費，刺激民間投資這方面來。[16]
第十一種看法，啟動經濟必須增加投資。經濟運行進入收縮階段，需求必然減少，調控不好，供給必然大于需求。啟動經濟必須增加投資，如果再緊縮，國有企業(yè)將更加困難。我們必須適應經濟運行的規(guī)律，認清經濟周期波動的規(guī)律。在投資問題上，國家在能源、交通、運輸?shù)确矫孢\行切入是正確的，政府通過財政投資來拉動需求是正確的，但是靠它是不能維持長久的。經濟真正起來不是光靠基礎設施來推動的，是靠加工業(yè)、裝備工業(yè)的啟動。而裝備工業(yè)還處在低水平，基礎設施再好創(chuàng)不了效益。另外要處理好擴大內需與產業(yè)調整的關系。應該增加需求，縮小供給需求差距。[17]
第十二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應重視非義務教育的產業(yè)化。非義務教育產業(yè)化可以很好地起到擴大內需和減輕就業(yè)壓力的作用。當前發(fā)展非義務教育深得人心。我國歷來就有重視學歷教育的傳統(tǒng)。望子成龍的古訓使得父母愿意資助、子女愿意就學，目前中高等教育資源供不應求，是傳統(tǒng)狹義的教育發(fā)展思路造成的。只要解放思想，使非義務教育產業(yè)化，這個瓶頸很快就可以打通。大力發(fā)展非義務教育，可以使國家增加稅收，青年勞動力提高素質，就業(yè)壓力得到緩解，是一項不可多得的選擇。當前急需通過非義務教育的產業(yè)化，大力促進中高等專業(yè)教育和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18]
